（六）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权 1. 省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之备案审查权 设定该类立法的备案审查权之原则性规范为：其一，《宪法》第89条第14项之规定，即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46]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3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3年3月21日第1版。更为重要的是，公权力机关自身已经感受到了个人信息权保障的巨大社会需求和压力，并开始主动地加以回应。
2015年7月《网络安全法（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第4章网络信息安全吸收了《网信保护决定》的绝大部分条款和内容。各级政府机关掌控着数以万计的各类信息系统，如户籍管理、治安维护、交通出行、出国出境、打击犯罪、人口普查、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工商管理、个人信用、教育行政等等，每天都会有巨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牵涉其中。[38] 专家建议稿之所以会全面受阻，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其主要特点是只承认个人信息权的一般权利地位，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只适用于非公务部门，缺少专门的监督管理机制。相较于之前执法割据的乱局，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基本权利模式的实质是平衡权利与权力间的法权结构 要应对信息人时代的挑战，防止个人信息权的波及效应，就必须通过宪法来保障这项权利。参见李政：《他只要一用身份证警察就会从天而降》，《河南商报》2010年9月14日第A19版。然而，《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所指查核和暂停支付实际上无异于查询和冻结⑬。
罗豪才等，2006，《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将党的政策与党内法规相区分，同时说明二者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党内法规存在并发挥作用有其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不宜漠视甚或否定其作用，也不宜夸大其效能。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由此可见，党内法规属于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即便在字面上避开法字，改做党内规范或党内规则，也并不改变其内涵与性质，我们大可不必咬文嚼字，纠结于字眼，而应聚焦于问题的关键——党内法规就是党内的行为规范，属于软法的范畴，它自然不是国家法律亦即硬法的组成部分，不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也不会当然地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然而，即便属于软法，又何以直接称作法和法规呢？抑或党内法规并非软法而是硬法？回溯党史不难发现，注重历史正当性和延续性是党的重要的行为风格。
党内法规一词最早出现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再如，公开工作滞后，一些并不涉密的党内法规被定密或一段时期内不予公开，有统计显示，1978年以来中央在作风建设方面曾制定了150多个规范性文件，其中定密近80件，机密级就有20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依法执政需要良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要求我们首先跳脱国家法中心主义和传统党建理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法治一般规律和中国政治现实，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二者及其相互关系。
如果党内法规未能被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就难以保证。此外，还普遍存在着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仍然欠缺科学性和民主性，具体规范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等问题⑩，这些问题阻滞了给党内治理法治化和依法执政供给良善的规范基础和制度资源。这实际表明，执政党治国理政所依凭的法，不仅包括国家法律，同时也包括党内法规。12《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第3条第4项：坚持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民主程序转化为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决定。
类似这样不相协调的情况并非个别，它并不是直接地表现为两类规范相牴啎，而是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规范构想上脱节甚至失序，以致存在交错、留白或模糊的空间。严格而言，党内法规效力只应及于党组织和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员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应当以法律法规、组织章程和规则等予以规范。
有人认为不能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提并论一较高下，或是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而且党内法规仅在党内适用，那么党内法规就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在此期间，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就可以把党内事务、政党关系和党政关系等事项首先在党的一侧规约起来，成为连接参政党和国家机关的桥梁，以及未来政党制度国家立法的样本。
绝大多数中央党内法规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制定。⑧参见《纪律处分条例》第110条和第127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规定不一致。那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定位，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何以需要衔接和协调，都是亟待厘清的基础问题。其二，即便援引《制定条例》同一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旧的规定与新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以及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等规定，但现行有效的上述规定和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也并不属于解释和答复等党内法规解释的范畴。当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名称上会有重合，例如，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规定和办法等，规章一般称规定办法，这就与党内法规的部分表现形式相同。
王振民，2013，《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期，第136～153页。从实践维度上看，这期间的国家治理更多地体现为依靠包括政策、党内法规在内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甚或领导人讲话、批示，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的方式进行，这当然与党的治国理念特别是法律观高度相关。
我们认为，这种论证逻辑和价值取向是值得商榷的，论者实际上是以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法律概念来证成党规的法律性，再以党的领导地位推导出党内法规具备国家强制约束力，从而诡辩式地将软法或坚硬的软法拉入硬法的范畴，其论证瑕疵不言自明。协助冻结是指金融机构依照法律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冻结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单位或个人提取其存款账户内的全部或部分存款的行为。
由于党的地位特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应当在执政权力运行程序与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党纪责任与法律责任等方面实现双向衔接，使党的行为特别是执政行为有连贯的法依据，然而现实尚有差距。诚然，作为一项有待具体推进的工作，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关键是在二者的规划论证、起草制定等动态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促成。
10例如，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党纪法规库检索，名称含有程序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仅有2件，且均为纪检程序规范。孙才华、方世荣，2015，《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湖北社会科学》，第1期，第5～9页。当然，现行部分党内法规因涉及党外公共事务而实际上具备了硬法的色彩，例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这也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以及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在形式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而有学者将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称为硬法（hard law），而将事实上存在、可以有效约束人们行动，并且其实施总体上不直接依赖于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则称为软法（soft law）。
⑧可见，党内法规高标准是在行为标准和纪律处分红线层面比国家法律严格，但并不当然地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依照规定，国家法律法规必须经过起草、提出、审议（审查）、表决（决定）和公布等法定程序，此处不再赘述，但有两点应当引起注意：第一，国家机关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及其部门党组就重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草案向同级党委请示的做法，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立法法》修改草案两次向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请示汇报，其后根据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修正案草案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倘若仍然依靠领导人的魅力和碎片化的文件、指示治理政党，自然难言成熟的执政党，更为人治和权力专横留下了可能和空间。胡锦涛，2006，《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月7日，第1版。
比如党内法规制定过程民主科学与否，内容良善与否，执行到位与否，事实上都影响着国家法律的实施效果和国家法治进程。李建国，2015，《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为实现良法善治提供制度保障》，《求是》，第8期，第3～6页。
党内法规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并且虽然属于软法，但其对国家法律法规原则和内容影响至近至深、举足轻重，其他政治组织的自律规范、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显然与党内法规的硬度相提并论，因此党内法规可谓坚硬的软法，两个规范体系也是始终相互影响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199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首次界定了党内法规概念，并明确规定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制定程序等事项，十四大又将党内法规载入党章，标志着党内法规语汇和概念得到党的根本大法正式确认。141995年1月18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七项如何理解的答复》（中纪法复〔1995〕第1号）指明，《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32条所称中央纪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纪检机关查询和暂停支付被调查对象存款有关规定是指：1990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查询被检查对象存款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0〕176号），199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查询和暂停支付被检查对象存款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纪函〔1990〕22号），199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对纪检监察机关查询和暂停支付被调查对象存款问题答复的通知》（中纪办发〔1993〕8号）。
On the Link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CPC's Regulations and the National Laws Qin Qianhong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corporates the Par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to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s forward the topic of "paying attention to link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Par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requires people to avoid the fixed mindset of "national law-centeredness" and the traditional Party building theory, be base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reality,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ner-Party regulations are the basis for governing, managing and building the Party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carrier for making the intra-party governance law-based, while national laws are code of conduct with general binding force and are enforced by the coercive force of st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m, yet both are the unity of the Party's views and the people's will, and also the ground for standard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o we ne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national laws in a higher position tha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arty, and ensuring that the Party regulations are stricter than national laws when dealing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The link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Party's regulations and the state laws i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so there is the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ny incoordination, incongruence and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Keywords: inner-Party regulations, national laws,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basis of understanding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按照中央规定和具体实践，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可分为两层五类。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中央委员会制定党内法规较少，影响较大的如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基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需要良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发挥其积极的辐射作用。
